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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奏雨泽  

2017-04-29 12:11:18|  分类: 中原气象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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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奏雨泽

――节选自秋雨《中原气象文化》

秋雨

黄河流域先民很重视对天空降水的观测,因为雨雪降落的是否及时,降水量的大小,对农耕文明时期的生产生活,以及对人类的生存、繁衍影响极大。甲骨文中占雨的卜辞很多,已经把雨分为微雨、大雨、多雨、烈雨、疾雨、霖雨、从雨、及雨、足雨等,如果没有大量对雨细致入微地观察,便不可能形成如此细致的分类和描述,说明商代的中原大地已经有了测天占候、安排农事的远古测雨活动。春秋战国时期,对雨的观测更加重视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把雨分为时雨、春雨、夏雨、秋雨,还按农耕生产的需要分为甘雨、苦雨、淫雨,按降水量分为大雨、暴雨、多雨等。晋代葛洪的《抱朴子内篇》对俗卷三中记载:“帝轩候凤鸣调律,唐尧观蓂荚以知月,鱼伯识水旱之气。”

对雨水的关注,促成了报奏雨泽的制度。报奏雨泽就是要求向朝廷报告庄稼得雨、秀穗结实的农田顷数,其中包括雨水不足的农田顷数,雨水太多的农田面积,雨水适宜的农田面积。庄稼遭灾要报告农作物遭受旱灾、暴风雨、水灾、虫灾和其他灾害的农田面积,还要报告新开垦尚未种上庄稼而得到了雨水的农田面积等。

1. 秦汉的上雨泽

秦代有了上雨泽。当时降雨的量化非常困难,只能描述降水时间的长短,因而只注意到受雨面积,秦朝法律中有“所利顷数”,也许在那个时候受雨面积很难确定,所以报奏受雨面积的情况并不多见,但秦代已经有了“平地尺为大雪”的报奏。依据宋代李昉的《太平御览》卷十一引《葛仙翁传》记载“日午大雨尺余水”推测,可能在公元3、4世纪的晋代就已经出现了尺度雨量的观念。但报奏雨泽最早出现在公元2世纪,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报奏雨泽的一种惯例。州县官员必须定期向朝廷报奏当地的降水及农业生产情况。1975年12月,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《秦律十八种·田律》记载[1]:

雨为(澍〉,及诱(秀)粟,辄以书言〈澍〉稼、诱(秀)粟及豤(垦)田场毋(无)稼者顷数。稼已生后而雨,亦辄言雨少多,所利顷数。早〈旱〉及暴风雨、水潦、(螽)蚰、郡它物伤稼者,亦辄言其顷数。近县令轻足行其书,远县令邮行之,尽八月□□之。

大意是说:下及时雨和谷物抽穗,应即书面报告受雨、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末耕种田地顷数。禾稼生长期下雨,也要立即报告降雨量和受益田地顷数。如有旱灾、暴风雨、涝灾、蝗虫及其他虫害等损伤了禾稼,也要报告受灾顷数。距离近的县,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,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,在八月底以前送达。

《后汉书·志·礼仪中》也有记载:“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,郡国上雨泽。若少。郡县各扫除社稷;其旱也,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。”也就是要求在整个农作物生长季节,各地都要向朝廷及时报奏雨泽情况。东汉有了测量降水的仪器,随着农耕的发展,对仪器又进行了改进,在全国组建了降雨情报网,并令天下郡县上雨泽。

西汉文帝时期,韩婴对雪有过细致观察,他是世界上发现雪花具有六角形基本形状的第一人。韩婴的《韩诗外传》中说:“凡草木花多五出,雪花独六出。”他观察到花草树木开的花多为五个花瓣,而天上降落的雪花却为六个花瓣。韩婴对雪花的观察结果比德国记述雪花六角形早1700年。

2. 唐宋的报奏雨泽

公元4世纪的印度文献中有雨量器,是一个18寸口径的盆[2]。当雨水溢出时,称之为翻盆、倾盆。翻盆、倾盆的说法,最早见于唐代,杜甫诗句:“白帝城中云出门,白帝城下雨翻盆。”显然说的是大雨,后来又有了倾盆之说,用于形容雨势之大。因而推测,唐代很有可能使用了盆之类的器具用于观测雨量。

唐代韩愈的侄子韩湘子成了八仙之一,据说他会人工化雨。唐代李复言(775~833)的《续玄怪录》卷四记载,李靖误入龙宫,夫人教其行雨,本约下雨一滴,李靖私下二十滴,结果凡间地上雨深一尺。唐代李暠(682~740)的《祭北岳报雨状》中记载:“臣至邢州,雨降盈尺。”张九龄(678~740)的《贺祈雨有应状》中说:“昨日申酉之间,云物果应,初含无色,正覆于坛场;未及终宵,更洒于城阙,遂使炎埃宿润,虐暑暂消,实冀肤寸之资,毕致普天之泽。”有这些文献可知,唐代已有测量雨水的尺寸。唐代之后,尺度雨量的观念更加普及。

到了宋代,古气象科学进一步发展,已经有解释雨雪成因的降水原理,产生出许多气象谚语,有了观测雨雪的方法。北宋司天监在河南省开封建观天台,观测云雾星象,以预测风雨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解释了虹、霭、雷击等大气现象。测量降水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1247年,

(图78  天池盆测雨示意图)

成书于南宋理宗淳祐七年(1247)的《数书九章》由秦九韶所著,内里有“天池盆测雨”,原文如下:

问今州郡多有天池盆,以测雨水。但知以盆中之水得雨之数,不知器形不同,则受雨多少亦异,未可以所测,便为平地之数,假令盆口径二尺八寸,底径一尺二寸,深一尺八寸,接雨水深九寸。欲求平地雨降几何?答曰:平地雨降三寸。

其实,精确算出的结果是二点九四寸,相当于九十八毫米。

还有“圆罂测雨”,原文如下:

问以圆罂接雨,口径一尺五寸,腹径二尺四寸,底径八寸,深一尺六寸,并里明接得雨水深一尺二寸。圆法用密律。问平地雨水深几何?答曰:平地雨深一尺八寸七万四千八十八分寸之六万四千四百八十三。

由此竺可桢认为[3],雨量器是在中国最早应用的。钱宝琮认为[4],天池盆测雨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雨量器。但也有不同看法,认为宋代可能还没有雨量器,天池盆也许是用于防火,成为雨量器的前身。其实天池盆就是雨量器,《数书九章·序》中后面的“系之曰二”有说明:

七精四穹,人事之纪。追缀而求,宵星昼晷。历久则疏,性智能革。不寻天道,模袭何益。三农务穑,厥施自天。以滋以生,雨膏雪零。司牧闵焉,尺寸验之。积以器移,忧喜皆非。述天时第二。

不难看出,刻有尺寸的器具是用来验雪的,天池盆也就是“积以器移”,是用于测雨水的,并且需要计算,才能得出平地雨深。

宋代将报奏雨泽更趋于制度化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宋真宗咸平四年(1001),州司复验各县所报奏雨泽的降雨雪时辰、尺寸诏:诸洲降雨雪,并须本县具时辰、尺寸上州,州司覆验无虚妄,即备录申奏,令诸官迭相纠察以闻。宋代文献记载,元宝元年(1038)夏六月,诏诸州旬上雨雪限,并著为令。《宋史·本纪·神宗》《九朝编年备要》记载,宋神宗熙宁年间,先后出台了多个与报奏雨泽相关的法令。熙宁元年(1068)二月辛亥日,令诸路每季上雨雪。神宗熙宁四年(1071)四月,诏自今天上雨雪状,司农寺每月缴进。神宗熙宁七年(1074)三月,诏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淮南路转运司,具辖下得雨州军以闻。四月,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督,责诸县捕蝗得雨,实时以闻。五月,诏河北东西路转运司,疾速契勘辖下未得雨州军,人急递以闻。六月,又诏天下报奏雨雪贼盗之类,旧悉以状进,令通进司分门类次,略为奏目进入。宋孝宗淳熙八年(1181)秋七月乙亥朔,是月定上雨水限,诸县五日一申州,州十日一申帅臣,监司类聚,候有指挥即便闻奏。宁宗庆元年间(1195~1200),诸州县条具雨旸及黍禾分数县五日一申州。州十日一申安抚转运司,诸司类聚。四川、二广每月,余路每半月开具闻奏。诸水旱监司帅守奏闻不实或隐蔽者,并以违制论。

熙宁七年(1074),是宋代历史上的一个干旱之年,各地旱情严重,为了及时了解各地旱情,朝廷对各地上报的雨水情况十分关注,但地方官报奏雨泽弄虚造假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五十二记载,司马光上奏:“诸州县奏雨,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劳,一寸则云三寸,三寸则云一尺,多不以其实。”

公元1074年、1076年徐州均发生了干旱,公元1074年徐州发生干旱时,太守傅钦之曾赶往雾猪泉,为消除干旱祈天求雨,据说雨点很随人愿从天而降,像撒菽豆似的。公元1076年徐州发生干旱时,苏轼刚到徐州接任傅钦之的太守之职,他也学着前任太守前往雾猪泉祈雨雪。据说祈求天降大雪获得成功,鹅毛暴雪使地上的积雪深可埋牛,苏轼艰难地在雪地中跋涉。回到徐州顾不得一路的劳累,苏轼展纸挥毫写下了《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》这首诗,诗写好还未等把笔放下,一声春雷竟把苏轼手中的毛笔震落在地[5]。

苏轼不仅进行过人工祈雨,他还在徐州组织过筑坝拒黄河洪水。宋熙宁十年(1077),黄河在河南北部决口,一合南清水河(泗水)入淮,一合北清河(大清河)入海。苏轼受到皇上嘉许,依据五行理论,黃代表土,黑代表水,黃土因具有吸水力量,所以可以克服水患。苏轼用五行理论治理洪水,说白了就是挖土垒堰,徐州用此方法修坝一条,并建楼一座,命名黄楼,黄楼之命名即含有防水之意。苏轼为此还写了一首《河复》,记录了一段黄河水患的历史。

提及苏轼,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《水调歌头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想起他的《赤壁赋》等优秀作品,因而笔者在此说几句题外话。

苏轼虽然是四川眉山人士,但却与河南有着割不断的关系,不仅他与河南关系密切,他的弟弟苏辙,儿子苏过都与河南有着密切关联,苏轼的一家与河南省郏县及其周边,也就是颍川,有着深厚历史渊源。《郏县志》曾有记载:苏轼“尝爱郏山形胜类其乡,遂有终焉之志”。《郏县志》另记载有苏轼临终前给弟弟苏辙的信函,信中说:“即死,葬我嵩山下。”公元1101年,64岁的苏轼死于常州,次年苏辙遵兄遗命,将哥哥和嫂嫂王闰之的灵柩合葬于今天的郏县。

伏牛山浅山山脉的郏县境内有三苏墓,三苏墓周围有588棵参天的古柏,古柏均朝着西南方向倾斜,正好指向苏轼的故乡四川眉山。每当夜阑更深,柏涛呜咽,风生云起,雨落滴答,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。久而久之,当地人便把这一现象称为苏坟夜雨。当地人称此地为小峨嵋山,原是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嵩阳峨嵋山,也就是今天的郏县茨芭乡三苏坟村。但三苏墓的墓碑却不是苏轼、苏辙、苏过,而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,苏洵墓在右,苏轼居中,苏辙在左。苏辙、苏过都曾在颍川一带供过职,而苏洵不知怎么会葬于此地?且墓穴格局也不符合子随父的民俗习惯。笔者认为,苏洵墓应当是苏过墓。

3. 明清的报奏雨泽

《西游记》中有:“午时下雨,未时雨足,其得水三尺三寸另四十八点。”据此可知,元明清已用尺度量雨。明代要求各州县按月向朝廷上报雨水情况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·卷十二》记载:“洪武中,令天下州县长吏,月奏雨泽”“永乐二十二年十月,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储,上曰: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,欲前知水旱,以施恤民之政,此良法美意。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。”

公元1441年以前,朝鲜也是采用中国报奏雨泽的做法,采用的是明洪武时制订的“雨泽奏本式”,要求奏明“雨泽事,据某人状呈,洪武几年几月几日某时刻下雨至某时刻止,入土几分”等内容[6]。朝鲜的《文选备考》中记载有雨量器的尺寸,长一尺五寸,圆径七寸。当时各州县均配有统一的雨量器,形成了全国性的雨量观测网点。

(图79  测雨台)

到清康熙、乾隆年间,陆续颁发雨量器到各县。韩国大邱、仁川等地有公元1770年中国制造的黄铜雨量器,雨量器台基上刻有“测雨台”和“乾隆庚寅五月”等字样。雨量器均为黄铜制,刻有标尺,计高一尺,广八寸。依据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卷二十一、《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》卷十上、《皇朝文献统考》卷一百五十二,清雍正以前并没有报奏雨泽制度,皇帝了解各地雨情需要通过别的渠道,康熙三十二年(1693)六月,康熙上谕大学士等:“朕每见各省往来及请安之人,必问地方情形雨水沾足与否?”甚至派官员下去,详问督抚,观看雨水形势。雍正朝时才要求,“所属境内无论远近一有雨泽即行奏闻”。乾隆朝以后,才有“直省旬月奏报雨雪”的规定。

宋朝存在报奏雨泽弄虚造假,清朝也存在同样情况,一是不及时上报,二是虚报造假。康熙十八年(1689),山东、陕西等省已报雨泽沾足,惟盛京未见奏报,使得康熙烦恼忧虑。康熙五十六年(1717),礼部所上报雨奏中,雨之大小沾足与否并未声明,而且寅时雨止,至未时方奏,中间相隔五个时辰,10个小时,康熙说:“各处报雨,皆未有如此糊涂者!”《康熙起居注》中记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。

古代对于雨水的形成有过许多理论,但占据统治地位的却是天人感应,一旦发生干旱洪涝,必然会与社会、朝政联系起来,雨水成为政治斗争和谋取个人私立的工具。雨水的计量被不科学使用更改,数字出官,官出数字,报奏雨泽并不取决于真实雨量,而取决于下方对上方喜好的揣摩,即使有了先进的雨量器,但没有负责任的官员也是枉然!雨量器也就失去了革新的动力,因而报奏雨泽在封建时代也就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

参考文献

[1]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.睡虎地秦墓竹简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78.

[2]曾维生.雨量器及其在古代中国之命运.台湾:守义大学学报:人文与社会.2008(2)

[3]竺可桢.竺可桢文集:论祈雨、禁屠马旱灾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79.

[4]钱宝琮.宋元数学史论文集:秦九韶《数书九章》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6.

[5]秋雨.瞻斐诗话.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12.8.

[6]启奏题本格式.续修四库全书:大明会典卷七十六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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