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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千气象与文化艺术  

2017-03-08 08:28:15|  分类: 中原气象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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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千气象与文化艺术

秋雨

原始人看到大自然里的电闪雷鸣、雨雪风霜、日月运行、江河奔腾、长空虹霓、森林野火、洪水泛滥等等,感到惊奇不已,无法解释,认为这一切现象都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、有意志、有灵性的物体,而且这些物体显示了特有的本领与品质,远古人类就把这一切当作神来崇拜。原始的宗教和神话,就是在这种敬畏和崇拜的过程中产生的。人类崇拜风雨雷电、日月山川等大自然界,认为无神不有,而这些所崇拜的事物也就成为原始文化艺术模仿、创造、歌颂的对象。

有关大自然万千气象的一些神话,在古代文化艺术的一些重要阶段,发挥着重要作用和明显的影响。《诗经》由于周人的特殊政治需要,保存了不乏热烈歌颂禹、契、这些与周人、微子关系密切的诗篇。譬如《商颂·玄鸟》《大雅·民生之什》,玄鸟是微子的远祖,降而生商,《民生之什》歌颂了周人始祖后稷、公刘、周天子等,记述了周人的祭祀活动。而《豳风·七月》则歌颂了奴隶阶层的欢乐与辛酸,有对统治者的控诉,并且包含有一年的自然物候历,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气象科学和生产水平。《小雅·大东》提及了天上的牛郎、织女星,是华夏最早提及牛郎、织女的文字,并谈到了箕、毕、斗等与气象有关的星宿。

与《诗经》可以媲美的《楚辞》,诞生于长江流域,是中华远古的另一文化瑰宝,内里也有很多气象和天文知识。特别是《天问》,屈原一口气问了气象、天文、地理等科学和历史、神话、传说中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,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史料。汉赋承袭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传统,对神话典故也运用自如。出生于今天河南省南阳市的张衡,他的“两京赋”描写了灵台、宫阙的天文和气象仪器。

现实主义文学在描写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同时,必然要了解人类赖以生存、繁衍和发展的地球大气环境,历来著作家主张多识于鸟兽花木之名,对自然界的风云变幻有一定的认知。古代自发的文学家们触景生情,对气象的描绘是十分准确的,现代一些杰出的文艺家们,也十分重视气象、天文、地理等各种大自然知识,乐于描写科学事件及从事科学的人物。

茅盾《神话杂论自然界的神话》中说:“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……,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。”随着旱魃止雨,黄帝战蚩尤请风伯雨师助战,产生了后羿射日、夸父迫日等许多神话,并出现了沟通人神关系的巫。巫术最初被用于应付大自然中的风雨,后来被扩展到人本身。这是远古人类处于愚昧无知,应付自然灾害的力量十分有限状况下的必然,反映了人类争取与大自然共存的美好愿望。

古代的神话传说往往与人类真实的历史混在一起,譬如大禹上天偷息壤治服洪水,遂人氏钻木取火,这些原本属于神话,但却被当成了历史。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·政治经济学批判·导言》中说:“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,支配自然力,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;因而,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,神话也就消失了。”科学的进一步发展,人类逐步走向文明,脱离了愚昧时代以后,人们自然也就不再迷信和崇拜那些神话的人和事,而只是把神话作为美来欣赏,神话不再是宗教和艺术的混合体,而只是古代文化里的艺术品。

神话萌生于远古人类还没有足够认知的母系社会,到奴隶社会发展到了顶峰,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走向下坡,虽然眼下还留有一些无知的崇拜者,但未来必然会荡然无存。但也会有反复,譬如量子纠缠的发现,唯心论者硬要用其解释佛与神学的“科学性”,妄图让科学再次成为神学与佛的附庸或者奴隶,似乎意识真的先于物质而存在,一时间愚弄蛊惑了不少人。文化艺术则与神话截然相反,伴随原始宗教和神话发展起来的文化艺术,越来越丰富多彩,随着神话和祭祀退出历史舞台,文化艺术会更加多姿多彩。

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约八千年,出土有七孔骨笛,由此可以想见,当时虽然没有文字,但劳动之余却有精神生活。音乐传承到黄帝时期,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在许多场合都派上了用场,打仗时可用于鼓舞部落冲锋陷阵,得胜后可用音乐欢庆助兴,平时还可用音乐娱乐、祭奠敬神等。但当时的音乐十分原始,黄帝很不满意。于是,专门派乐官伶伦来改变音乐不满意的现状,令伶伦造律。

伶伦领旨后,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乐师,翻越西方的大山,在昆仑山的懈谷安营扎寨,选材制作乐器。刚开始,伶伦让乐师各按自己的想法,去选取材料,制成乐器。不久,乐师们就用各种植物的枝干、叶片,以及石头、骨头等材料,制作出来千奇百怪的乐器。经伶伦千挑万选,认为竹管制作的乐器奏出的声音富于变化,清脆悦耳,委婉悠长,伶伦便用竹腔壁薄厚均匀的部分,制成一批长约三寸九分的竹管乐器。但经吹奏其乐声依然不够理想,后经反复试验和琢磨,又对竹管进行了加长,终于制成了一套由十二根竹管组成的精美乐器,达到了黄帝的要求。

伶伦模拟自然界的风生云起、电闪雷鸣、大河波涛、林间风过之声、凤鸟鸣叫之声,用竹管吹出声音的基本音,最初定的是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doremisolla,后来又加上变宫、变徵,大致相当于fati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记载,伶伦制作了十二律,定为黄钟之宫,以此为标准,制成长度不同的十二个竹管。定出的十二律为: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中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和应钟。暗示着雄鸣为六,是六个阳律,雌鸣亦六,是六个阴吕。《古乐》篇还记载了伶伦制乐的传说,对黄帝以前氏族社会的乐舞,只列其内容,而名之以氏族名称。氏族社会进入父系之后,自伶伦作《咸池》起,始有专用乐名。伶伦因造律而英名流芳百世,被千古颂扬。

伶伦造律的同时,仓颉奉黄帝之命也在造字。经过夏、商时代,音乐得到进一步发展,商代进入农耕文明也有了甲骨文字,音乐与文字的联姻,使诗歌发展到周代达到了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。

《史记·乐书》记载有魏文侯对子夏说的话:“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,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。”《诗经》里的内容,就其原来性质而言,是歌曲的歌词。《墨子·公孟》说:“颂诗三百,弦诗三百,歌诗三百,舞诗三百。”意谓《诗》有三百余篇,既可以朗读和诵咏,又可以用乐器演奏、歌唱和伴舞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又说:“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。”这说明《诗经》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《孟子·告子》中说:“昔者王豹居于淇,而河西善讴。”王豹住在淇水边,如果当年有追星族的话,王豹就是春秋时受追捧的著名歌星。受王豹的影响,尚未南移东迁的黄河以西的淇河流域,在“诗有三千”的年代,淇河两岸的先民都特别善于唱歌舞蹈。在当时,“著名歌星”王豹被列入十二音神,誉称龙吟王豹。

音神一词可能与佛教香音神存在因缘关系,十二音神的组成与形成源自中国传统戏曲行业,可能受伶伦制十二音律,以及道教十二月将的影响。十二音神分别是:鬼音沈古之、鸟音薛谭、虎啸秦青、凤鸣阮籍、云音韩娥、叶法替、雷音孙登、猿音石存符、龙吟王豹、琴音绵驹、黄播绰、罗公远。

中国最早的古琴曲《箕子操》,作者是被誉为华夏第一子的箕子,箕子是淇水之畔的朝歌人。另一位有音乐天赋的宁戚,他是春秋时的卫国朝歌人,擅长古琴,曾作琴曲《扣角歌》,感叹贤士有才而生不逢时,宁戚因《扣角歌》而被管仲、齐桓公发现并予重用。明代最有名的古琴之一就叫“淇竹流风”,古琴是中国古老的乐器,它承载了很多哲学和文化内涵,是古代文人雅士进德修业、修身养性的必备之品。

原始音乐出于对自然风雨的模仿,祈求上天赐给更加适宜的气候和天气条件,保证丰收的风调雨顺,使人们生活更加舒适幸福,从而创造出音声律吕。古人认为音乐与气象、八卦、十二律吕都有关系。六千年前,太昊伏羲在蔡水之滨创立八卦,开始制定嫁娶之礼,规定以俪皮为聘礼,发明了琴瑟。估计那时的琴瑟与裴李岗文明时期的七孔骨笛类似,弹不出什么曲调,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乐曲流传后世。到了神农氏,制作出七弦琴,而且创作出《下谋》《扶持》两部乐曲。黄帝时期伶伦造出了磐,发明了律吕,他还和荣将铸了十二钟,加上夷造了鼓和神农氏时期就有的琴瑟,黄帝组成了相当可观的远古乐队,所演奏的乐曲有《咸池》《云门大卷》,看来这和黄帝用云纪,以云名官是有关系的。

帝尧命瞽叟作五弦之瑟,作曲名叫《大章》,用来祭上帝,这与那时的天文气象台叫做总章是有关系的。瞽叟就是帝舜的父亲,舜本人也曾弹五弦之琴,并唱了一首《南风歌》: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!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!”依据这个传说,舜的时代已掌握了季风变化的初步知识,懂得南风及时来到对生产的价值,南风不准时则是令人发愁的事情,南风准时来到,人们就欢欣鼓舞。

一首好的乐曲能启迪人的智慧,一首优美的乐曲能抒发人的情感,一首柔肠百回的乐曲催人泪下,一首曲、一首歌可以震撼人的心灵,拨动人的心弦,激发人的喜怒哀乐之情,一首乐曲瞬间可以沟通情感,音乐是哭泣、是呐喊、是抒情、是战斗!然而古人不明白乐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,因此对乐曲看得十分神秘,并把礼、乐并列,很重视乐曲在天、地、人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
最古老的歌曲和乐曲,大多取材于大自然,或仿效大自然,唱出的是天籁之声。追溯音乐作品的起源,大约是先民听到了大自然中风雨和谐的声音,出于听觉所产生的愉快,总想追回这些大自然的声音,于是便制造乐器进行模拟。传说帝颛顼令飞龙作《承云》,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中记载:“帝颛顼生自若水,实处空桑,惟天之合,正风乃行,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。帝颛顼好其音,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,命之曰《承云》,以祭上帝。”颛顼可能以为美妙的乐曲能模拟八方之风的声音,如果将这样的声音献给上帝,上帝一定会喜欢,从而会让人间风调雨顺。而对于暴风惊雷的恐怖声响,古人估计认为也可用于恐骇与警戒。

除了气象与音乐,还有气象与美术。据说是舜妹发明了绘画,舜妹既然是大舜的妹妹,那么她的时代多说也不过公元前22世纪,其实绘画远早于舜妹出生的时代,最原始的绘画出现在距今七千年前,也许舜妹是第一个有名子的画家。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,出土了很多件精美的美术作品,最突出的有三件,一件是陶器盖上的浮雕双鸟,一件是象牙蝶形器正面雕刻的双鸟,一件是骨匕上刻画的两组双鸟图案。三件作品,四对双鸟,它们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托着或拥着一个圆。牙雕花纹中心为圆,圆外是扑扑升腾的火焰,两鸟对称地朝着火球引吭啼鸣,十分精美生动,这应该是鸟与太阳的歌颂与崇拜。当时并没有产生双凤朝阳的神话,但双鸟画中的圆一定画的是太阳,很有气象学和天文学的意义。而画面中的鸟应该是候鸟,因为鸟能指示季节,避免灾害,得到丰收,因而南方远古先民崇拜的是鸟图腾。天上以鸟命名的星星也很多,鸟儿占据了赤道星空最大的一片,这就是南方朱雀七宿。尚无证据说明七千年前就有了这样系统的气象和天文知识,但河姆渡的美术作品无疑反映了人们对候鸟与太阳的崇拜。

八九千年前的仰韶文化,美术作品也十分精湛。一件双耳彩陶瓶上,画着一个人首蛇身的怪物,两眼圆睁,形象鲜明动人,这也反映了中华远古大氏族集团的图腾。人首蛇身的神话人物很多,如盘古、烛龙、燧人氏、伏栖氏、女娲氏、羲和、常仪、龙、菱等,反映到天上就成了东方苍龙,龙能行云布雨,是一个气象之神,龙代表着风雨。

各种文化艺术形式,都有起源和发展过程,都能反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印迹,大自然里的万千气象,常常是文化艺术萌生的源泉,因为人类就生活其中,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艺术当然也就离不开地球大气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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