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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喜雨亭记》与人工祈雪  

2017-03-06 20:31:11|  分类: 中原气象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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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喜雨亭记》与人工祈雪

秋雨

提及苏轼,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《水调歌头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想起他的《赤壁赋》等优秀作品,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,他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。苏轼的诗歌题材广泛,敢于反映现实生活,他的词开拓了词的境界,其风格豪放婉约兼而有之,他的散文挥洒自如,随物赋行,写景抒情,十分自然。当然也会想起“三苏”,想起苏小妹三难新郎,以及苏小妹与哥哥苏轼兄妹开玩笑,关于苏小妹的历史真相之有无,如今已是众说纷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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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生活于公元1037年—1101年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他虽然是四川眉山人士,但却与河南有着割不断的关系,不仅他与河南关系密切,他的弟弟苏辙,儿子苏过都与河南有着密切关联,苏轼的一家与河南省郏县及其周边,也就是颍川,有着深厚历史渊源。

颍川发祥于裴李岗农业文明时期,接续于黄帝,昌明于大禹,传承于夏启,西周时期属于召南腹地。古代属于应龙氏部落领地,后属于韩国。南部是古应国,应国以鹰为图腾,古汉字中“应”与“鹰”通假,因此今天的平顶山市被称为鹰城。北部是郐国,后被郑国所灭,再后来韩国灭了郑国。公元前230年,也就是战国泰王政十七年,置颍川郡于阳翟(禹州),所辖地域为今天的河南登封、宝丰以东,尉氏、郾城以西,新密以南,叶县、舞阳以北。隋初废颍川郡,隋大业及唐天宝年间又曾置颍川郡。颍川曾走出过不少古代历史人物,诸如墨子、吕不韦、晁错、徐庶、司马徽、郭嘉、吴道子、褚遂良、马文升等。

苏轼于宋任宗嘉祐二年中进士,宋神宗时,王安石实行变法,他持不同政见,因而被外放到杭州、密州(山东省诸城县)、徐州、湖州等地成为地方官。后被新党中部分人罗织文字狱,兴起“乌台诗案”被下狱,经救援出狱,贬为黄州( 湖北省黄冈县)任团练副使。旧党执政后,被招还,任翰林学士、礼部尚书,但又与旧党意见分歧,遭排挤出任杭州、颖州等地方官。当变了质的新党再度上台,苏轼又被贬到惠州(广东省惠州市)、儋州(海南省儋县)等地,徽宗即位时遇赦北还。《郏县志》曾有记载:苏轼“尝爱郏山形胜类其乡,遂有终焉之志”。《郏县志》另记载有苏轼临终前给弟弟苏辙的信函,信中说:“即死,葬我嵩山下。”公元1101年,六十四岁的苏轼死于常州,次年苏辙遵兄遗命,将哥哥和嫂嫂王闰之的灵柩合葬于今天的郏县。

苏轼的弟弟苏辙出知临近郏县的河南汝州,再谪雷州,后移循州,徙永州、岳州,历经坎坷,复太中大夫,又降居临近郏县的许州(河南省许昌市),自号颍滨遗老。“颖滨”也就是颍河之滨,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,河南省许昌市当年属于颍河流域。苏辙死后随哥哥葬于河南省颍川腹地的郏县。

苏轼的小儿子苏过在苏轼谪惠州、儋州的苦难岁月里,陪伴着父亲一同受难,父亲去世后依叔父苏辙居颍昌(河南省许昌市)。苏过在许昌营湖阴地数亩,并命名为小斜川。徽宗政和二年,苏过监太原税;五年,知郏县临近的郾城;宣和五年,通判定州。苏过死后也葬于河南省颍川腹地的郏县。

今天的三苏墓静卧于伏牛山浅山山脉的郏县境内,山脉东北至西南向,位于郏县城西二十七千米处,当地人称小峨嵋山,原是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嵩阳峨嵋山,也就是今天的郏县茨芭乡三苏坟村。但三苏墓的墓碑却不是苏轼、苏辙、苏过,而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,苏洵墓在右,苏轼居中,苏辙在左,不知何故。小峨嵋山所在地的茨芭乡这个名字很特别,似乎透着四川眉山一带的某些信息。据说许多年前,三苏墓有一个大院落,院内有五百八十八棵参天的古柏,古柏均朝着西南方向倾斜,正好指向苏轼的故乡四川眉山。每当夜阑更深,柏涛呜咽,风生云起,雨落滴答,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。久而久之,当地人便把这一现象称为苏坟夜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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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苏坟夜雨,自然会使人想到苏轼的《喜雨亭记》,这是苏轼任陕西凤翔签书判官的第二年,因建起一座喜雨亭,是故而写。此文写于公元1062年,时年苏轼二十五岁,由苏轼的《喜雨亭记》文字可知,苏轼懂得雨水同农业的关系,因而苏轼青年时代就喜欢下雨天气,充分反映了他重视农业和民生的思想。《喜雨亭记》全文如下:

亭以雨名,志喜也。古者有喜,则以名物,示不忘也。周公得禾,以名其书;汉武得鼎,以名其年;叔孙胜敌,以名其子。其喜之大小不齐,其示不忘一也。

予至扶风之明年,始治官舍。为亭于堂之北,而凿池其南,引流种树,以为休息之所。是岁之春,雨麦于岐山之阳,其占为有年。既而弥月不雨,民方以为忧。越三月,乙卯乃雨,甲子又雨,民以为未足。丁卯大雨,三日乃止。官吏相与庆于庭,商贾相与歌于市,农夫相与忭于野,忧者以喜,病者以愈,而吾亭适成。

于是举酒于亭上,以属客而告之,曰:“五日不雨可乎?曰:‘五日不雨则无麦。’十日不雨可乎?曰:‘十日不雨则无禾。’无麦无禾,岁且荐饥,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。则吾与二三子,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,其可得耶?今天不遗斯民,始旱而赐之以雨,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,皆雨之赐也。其又可忘耶?”

既以名亭,又从而歌之,曰:“使天而雨珠,寒者不得以为襦;使天而雨玉,饥者不得以为粟。一雨三日,伊谁之力?民曰太守。太守不有,归之天子。天子曰不然,归之造物。造物不自以为功,归之太空。太空冥冥,不可得而名。吾以名吾亭。”

《喜雨亭记》全文不足五百字,但却写出了苏轼关注大自然,关注雨水对年景的影响,关注气象对农业和民生的影响。文字写到了春旱,写到了风调雨顺,写到了老百姓对雨水的期盼,写到了雨水与庄稼的密切关系。“五日不雨则无麦”“十日不雨则无禾”,干旱就会出现灾荒,就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连锁反应。“使天而雨珠,寒者不得以为襦;使天而雨玉,饥者不得以为粟”,意思是说,假使上天降下的是珍珠,受寒的人不能当做棉衣;假使上天降下的是宝玉,挨饿的人不能当做米饭。多么朴素的求真务实思想,对照今天的某些政绩工程,某些形式主义和表面现象,可谓莫大的讽刺!这些重视农业、重视民生的宝贵思想,以及这些大自然观,为苏轼以后的为官之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苏轼曾写有一首《河复》,这首诗当是写的元丰元年(1078),神宗下诏治理黄河,河复北流这件事,其中也隐含苏轼在彭城(徐州)筑坝拒黄河洪水的事情。宋熙宁十年(1077),黄河在河南北部决口,一合南清水河(泗水)入淮,一合北清河(大清河)入海。苏轼受到皇上嘉许,依据五行理论,黃代表土,黑代表水,黃土因具有吸水力量,所以可以克服水患。北宋时期,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,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和火药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明的。苏轼却依然用五行理论治理洪水,说白了就是挖土垒堰,彭城用此方法修坝一条,并建楼一座,命名黄楼,黄楼之命名即含有防水之意。苏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这首诗。原诗如下:

君不见西汉元光、元封间,河决瓠子二十年。

巨野东倾淮泗满,楚人恣食黄河鳣。

万里沙回封禅罢。初遣越巫沉白马。

河公未许人力穷,薪刍万计随流下。

吾君盛德如唐尧,百神受职河神骄。

帝遣风师下约束,北流夜起澶州桥。

东风吹冻收微渌,神功不用淇园竹。

楚人种麦满河淤,仰看浮槎栖古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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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元光三年(前132)春,黄河决口于顿丘,黄河在古卫国境内瓠子河(濮阳西南)决口,再次向南摆动,洪水东南经巨野泽,由泗水入淮河,河水泛滥十六郡,长达二十三年。苏轼所在的彭城属于古楚国地界,当年楚地的人也能捞到黄河鳣鱼。汉元封二年(前109),说是汉武帝封禅以后才顾上过问水患,开始把越地的巫师沉到黎阳津白马一侧的黄河南岸水中,命汲仁、郭昌率十几万人堵瓠子河决口。刘彻还亲自临祭,令群臣从官皆负薪。时东郡烧草薪少,刘彻指挥伐淇园之竹,制楗堵塞决口,终于成功封堵住决口,汉武帝刘彻即兴赋诗《瓠子歌二首》。“君不见西汉元光、元封间,河决瓠子二十年”,说的就是这一事件。后来堵塞河决的河公们再也没有力气了,虽然用了淇竹柴薪,千方百计,但却对洪水无可奈何,洪水照样横流。似有贬低汉朝时水患治理,意在彰显神宗治水之功。

诗的后半部是在为神宗治理黄河歌功颂德,把个神宗几乎吹到了天上,拿神宗与唐尧虞舜相比,这是封建时代文人们的通病,封建时代的文人为了生存多奴颜媚骨。苏轼生活在那个时代,脱离不了历史和时代的局限。苏轼生活在封建时代,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,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,也是情有可原。接着诗中开始玩玄虚神灵,似乎大禹治水时期的神物和鱼兵虾蟹也都出来帮忙了,而忽视了黎民百姓的力量。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北宋时期,治理黄河全是靠落后的人力,黄河能够复入北流,全是黎民百姓的齐心协力。

士大夫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,似乎帝王挥手之间就能让黄河乖乖听话,一夜之间濮阳西南的澶州桥就起来了,这暂且可以当作苏轼的夸张笔法。苏轼又拿神宗治理黄河与汉武帝相比较,说是汉武帝用了淇竹堵塞决口,而神宗就没有用淇竹。没有用淇竹又当如何?神宗自己是没有破坏淇园青竹,但三十年后徽钦二帝失了江山,金人入主中原,数千年以来的淇竹被金人彻底毁掉。苏轼的诗中说,神宗治理黄河以后,他所在的彭城种麦已是满河的淤地,黄河水被制服了,可以坐在古木之上观看河水中漂浮物,漂浮物全是治理黄河时砍伐树木的碎槎。

神宗即位后,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,因而借助王安石推行变法,以期振兴北宋王朝,由于改革操之过急,不得其法,最终失败收场。其实神宗怎么能与汉武帝相提并论,他如果有汉武帝能力的一半,也不至于身后不到三十年便被北国掳走了徽钦二帝,终至北宋亡国,让靖康之耻抹黑了华夏那段历史。苏轼显然是受了历史的局限,与他写的《赤壁赋》《水调歌头》等绝美作品有着天壤之别。但这首诗却记录了一段黄河水患的历史,只是用苏轼的这首诗看历史时,需要首先剔除糟粕。

苏轼曾写有《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》,由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知,丙辰年(1076)四月,苏辙送苏轼去的徐州。元丰二年(1079),苏轼责授黄州。据此推算,苏轼在徐州任太守的时间应在公元1076年至1079年。苏轼的这首诗中有“前年太守为旱请”,说的是前任太守傅钦之曾赶往雾猪泉为消除干旱祈天求雨,苏轼写此诗时为徐州太守。由此推测,此诗应是写于公元1076年至1077年。但由苏轼的《河复》可知,公元1077、1078年徐州发了大洪水,又祈雪一定是在冬季。所以,苏轼的这首诗写于公元1076年冬,公元1074年、1076年徐州均发生了干旱。原诗如下:

长笑蛇医一寸腹,衔冰吐雹何时足。

苍鹅无罪亦可怜,斩颈横盘不敢哭。

岂知泉下有猪龙,卧枕雷车踏阴轴。

前年太守为旱请,雨点随人如撒菽。(傅钦之曾祷此泉得雨。)

太守归国龙归泉,至今人咏淇园绿。

我今又复罹此旱,凛凛疲民在沟渎。

却寻旧迹叩神泉,坐客仍携王子渊。(钦之时客惟舒在矣。)

看《草中》和《乐职》颂,新声妙语慰华颠。

晓来泉上东风急,须上冰珠老蛟泣。

怪词欲逼龙飞起,险韵不量吾所及。

行看积雪厚埋牛,谁与春工掀百蛰。

此时还复借君诗,馀力汰辀仍贯笠。

挥毫落纸勿言疲,惊龙再起震失匙。

诗的大意:人们时常笑谈蜥蜴与行云布雨的龙是亲家,宋洪迈《夷坚乙志·嵩山三异》中说,嵩山有大蜥蜴数百,吸了水后立即吐出冰球,随着雷声化为冰雹下降。苍鹅有什么罪啊,但却被可怜地折断了颈项,不叫也不喊冤,静静地横放在祈天降雨的祭盘中成了供品。万万没有想到地下竟有雾猪泉,传说古时某人赶着一群猪经过安徽萧县皇藏峪,一头母猪因干渴而开始拱地,竟拱出一眼泉水,人们都叫该泉为母猪泉,后来讹传为雾猪泉。如今却躺在雷神降雨时乘坐的天车上脚踏着地轴,要是也能像那只母猪一样搞出一眼神泉就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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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熙宁七年(1074),徐州发生了干旱,前任太守傅钦之曾赶往雾猪泉,为消除干旱祈天求雨,雨点很随人愿从天而降,像撒菽豆似的。太守傅钦之从雾猪泉回归京城后,降雨的龙王也就隐身于雾猪泉之中,至今人们说起此事,都会歌颂太守傅钦之显赫的政绩,就像《诗经·卫风·淇奧》中古卫国人歌颂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卫武公那样,把卫武公比作淇园绿竹,歌颂他的政绩、功德、人品、德才。

苏轼当了徐州太守,徐州黎民百姓又不幸遭受旱灾,寒冷之中疲惫的黎民百姓冻得瑟瑟发抖,眼巴巴地待在渠沟河川边上无可奈何。苏轼追随着傅钦之的足迹,来到雾猪泉叩拜神泉,去神泉时学着原太守傅钦之的样子,带着西汉蜀郡资中(四川资阳) 汉赋名家王子渊的《洞箫赋》,那可是华夏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描写音乐的作品,可惜乐师惟舒已经不在了,有谁会演奏华美的乐章呢?就看着《草中》和《乐职》吟诵好了,用新声妙语也可以自我慰藉。东方拂晓的时候,雾猪泉东风劲吹,曾经为水患推波助澜的老蛟龙须上结着冰珠。苏轼祈祷着总想逼老蛟龙飞上天去行云降雪,苏轼使出浑身解数,竭尽全力。

祈求天降大雪终于成功,鹅毛暴雪使地上的积雪深可埋牛,如此大雪,谁能为春天之神启动春雷第一声,把百虫从冬眠中惊醒呢?大雪下个不停,苏轼咏颂着别人写的咏雪诗,冬季习惯性地执笠御寒,艰难地在雪地中跋涉。回到徐州顾不得一路的劳累,苏轼展纸挥毫写下这首诗,诗写好还未等把笔放下,一声春雷竟把苏轼手中的毛笔震落在地。

这是一首次韵好友舒尧文的和诗,记述了苏轼到雾猪泉祈雪的情景。诗中显露出苏轼的忧国忧民思想,但拜神祈雪是封建时代无知的迷信活动,苏轼受到了时代的思想局限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旱灾记载,应是距今三千八百多年前(前1809)伊洛河流域的大旱,即所谓伊洛竭而夏亡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总结了荒政十二条,包括发放救济物资、轻徭薄赋、缓刑、开放山泽、停收商税、减少礼仪性活动、敬鬼神、除盗贼等,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。

宋、元、明、清等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,有代表性的干旱事例分别是公元989~991年(北宋),1209~1211(南宋),1370~1372年(元),1483~1485年(明),1585~1590(明),1637~1643年(明),1784~1787年(清)和1875~1877年(清)。竺可桢等曾利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东华录》以及其他文献记载,对中国历史时期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,结果显示旱灾发生的次数多于水灾。根据《中国救荒史》的统计,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公元1936年,我国共发生旱灾一千零三十五次,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。从中国古代旱灾发生情况来看,时代越晚,旱灾发生的次数越多。古代每当发生干旱,当地的官员总是领着黎明百姓祈天求雨,苏轼也是这样,显得那个时代很无知,但也说明呼风唤雨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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