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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曰儒家文化与中国盛衰  

2014-10-11 10:04:02|  分类: 天地之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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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曰儒家文化与中国盛衰

秋雨

南宋时期,新儒学得到全面发展,没有忠实地维持古代的儒家思想,经济发展的某些成就,使得西方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。明代以后,新的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,也许因此缘故,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,从而原初工业革命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。明清以来,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,阻碍了社会真正深刻转型。

中国建立起来用焦炭做燃料大规模的冶铁业,原本比西方大约早七百年,随着宋朝下令停止武器生产,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也就终止了。明朝早期,朝廷支持海上长途航行,鼓励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,从而中国船队到达南海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――马六甲、锡兰、卡里库特,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,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。随着明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,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,中国对海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日本。

当时的客观原因是为了集中力量抵御北方蒙古游牧民族,但禁海关闭国门害苦了后世。中国沿海平民船只变得不安全,日本航海业迅速发展,并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,日本海盗不断袭扰中国,日本表现出明显的尚武精神,势力越来越强。封建时代,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。几个世纪里,他们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。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的蒙古统治被推翻,中国的海外贸易被正式扼杀。

封建社会的支配地位意味着,即使诸如火药、印刷术、指南针等被认为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,统统被朝廷牢牢控制,仅仅用于加强维持朝廷稳固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范围,但思想却被儒家禁锢;火药使得镇压地方异动比以前更容易,稳固了朝廷的封建统治;指南针被西方用于扩张侵略,西方利用中国的技术发明,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。封建朝廷官方文化在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,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止变化,辛亥革命爆发,封建帝制退出了中国历史。

中华古代文化中精华处处,但也有不少封建糟粕,我们应当吸取精华,剔除糟粕,不能泥沙俱下一股脑儿地传承弘扬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不可能是圣人孔子,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是孔孟之道。天地寰宇,万类有生就有灭,这是自然规律,谁也违反不得!唯物主义者更应该明白这一规律,自觉遵守这一规律。任何事物,当其要完成历史使命时,显示的是正能量;当使命完成,非要坚守阵地舞台,显示的就成了负能量,成了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。优胜劣汰,人民只会跟随推动历史的新生者前进!

日本明治维新之初,依然抛弃了儒家教育,使得日本迅速崛起,脱亚入欧,跻身于世界强国。吉田茂在《激荡的百年史》中认为:“儒教道德在社会关系中成了上下尊卑,服从和效忠等关系的基础。而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,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不感兴趣。”儒家倡导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下的血亲人伦、现世事功、修身存养、道德理性,其中心思想是带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,其核心是所谓的仁,说白了就是要黎民百姓对统治者仁,要有逆来顺受的小绵羊精神,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不能犯上作乱,否则便是大逆不道。而统治者对人民却是高压下的暴政,用鲁迅先生的话说,就是吃人,但所有这些在统治者的眼中却是天经地义,是上天注定,平民永远是任人宰割的羔羊,正所谓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。儒家学说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,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,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,使其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,对社会做出过贡献,但也阻碍了社会进步。

虽然儒家文化千古功罪,但它不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粹和宝库之一,其中又有至今不失伟大的光辉思想,但也有不少封建文化的思想糟粕。它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,另一方面却随着社会的进步又阻挡了历史的车轮,禁锢了人们的思想,甚至毒害着新的时代。这就需要今天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,对儒家文化进行扬弃,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。对这一国粹进行保护的同时,也要批判和剔除其中的糟粕。

中华民族也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外国文明和文化的精神,做到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,谁先进就向谁学习,既是自己的,一旦陈旧了就不能死抱着葫芦不开瓢,要在自己已有的文明和文化基础之上,学习先进,赶超先进。而不能总是认为自己伟大,别人不如自己,自己落后了还在高歌自己原来如何如何伟大,不愿意承认自己眼下的落后和所传承的某些腐朽,那样会永远落后于世界。

汉武帝时期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其中的儒家文化已非孔子时代的原貌,而是掺杂了道家、法家、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,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,神化了专制王权,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们的推崇,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,但却随着历史的推进,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走向反动,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。

儒家后学针对帝王集权专制的需要,董仲舒提出“春秋大一统”“罢黜百教,独尊儒术”的主张,作《春秋繁露》一书,其大一统理论来源于孔子的《春秋》。以前所有的帝王、国君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权位,而刘邦出身布衣,君临天下后就需要新的理论支撑。针对加强帝权的需要,董仲舒提出“君权神授”,君权既然不是受命于祖先,就一定是受命于天,据此他又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的学说。针对土地兼并问题,董仲舒发挥儒家仁政思想,主张限田、薄敛、省役。针对为人处世标准,董仲舒提出“三纲五常”,提倡封建时代的孝道。

南宋朱熹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,与道教认为道是万物之母类似,而且理是善的,理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,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,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,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,社会便失去礼。朱熹建立的思想体系含有董仲舒的纲常,也有道教的清净,还有佛教的哲学。朱熹论学的思想基础是无极图,无极图是由汉朝道教徒所著的炼丹秘诀,经唐朝末年道教徒总括秘诀制成的。朱熹论学的的最高宗旨是证明董仲舒的“三纲”是永恒真理,而“五常”又是服务于“三纲”的。佛教出家乐俗,破坏了“三纲”,道教讲清净无为,也对“三纲”不利,所以论学痛斥佛教,道教也连带着受到牵连。

由此可知,汉代之后的儒家理论亦非孔子的原始儒家理论,也不再是原貌的孔孟之道,发生了大的变异,儒家文化自汉代董仲舒之后加入了更多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糟粕。

在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,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深蒂固,直到今天,中国的官本位意识形态依然十分严重,甚至成为大多数国人作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。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背景下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,时时处处禁锢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,因而中国很少出现除了达官贵人之外的布衣百姓中的伟大人物,再怎么伟大的人物都需要有个彰显身份的官职衬托,否则是不被国人认可的,也不可能万世流芳,要想万世流芳只有削尖脑袋当了官员方可。就拿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例,日本科学家赤崎勇、天野浩、中村修二(日裔美籍)获奖,至此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已有二十二人,雄踞亚洲第一。日本的具体目标是在五十年内争取三十人获得诺奖,现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过去了,目标的近三分之一已经完成。为什么日本能拿那么多诺贝尔奖?原因很复杂,其中之一或许就有官本位思想的消除。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的钱币上窥见一斑,日币万元钞票上的头像是福泽渝吉,思想家;五千元钞票上的头像是樋口一叶,作家;千元钞票上的头像是野口英世,生物学家;还有1984版和1993版的千元钞票,头像是夏目漱石,作家。中国的封建官本位意识形态如不根除,如果继续孔孟之道那一套,中国如何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?

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做出过一定的贡献,但某种意义上说,儒家文化对于黎民百姓而言,宣扬的是东方食草性民族的小绵羊精神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。儒家文化主要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,为如何束缚平民百姓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,让贫民顺从,服服帖帖。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,对教育进行变革,“不实行那种学习古人之道的儒教教育”,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科学、文化、教育、法律、艺术和宗教等,以促进日本的文明和近代化,日本的教育使得日本很快崛起。新的时代中国欲要实现民族的伟大梦想,这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需要思考的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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